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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说
2008-08-07 08:44:52

  

  《金瓶梅》是我国第一部以市井人物为主角,以世俗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,也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开放型小说,还是我国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长篇小说。《金瓶梅》更是我国褒贬不一,争论最多的一部古典长篇小说。

  撇开《金瓶梅》的内容不谈,单就《金瓶梅》作者为谁的问题,数百年来各有各说,莫衷一是,其中说得最多的是明大文学家王世贞为《金瓶梅》作者。因笔者是太仓人,所以对这些争论较为留意,也注意收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。目前本人手头藏有《梅节重校本·金瓶梅词话》(四卷本),与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版的《全本金瓶梅词话》(六卷本);还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的《会评会校金瓶梅》(五卷本),以及相关的《金瓶梅学刊》等多种,不敢说研究,只是关注。根据我的阅读所知,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海内海外见诸报刊书籍的不下四十多种说法,除王世贞说外,还有兰陵笑笑生、徐渭、卢楠、薛应旗、赵南星、李卓吾、李开先、贾三近、屠隆、贾梦龙、王寀、谢榛、刘修亭、冯梦龙、王稚登、陶望龄、冯惟敏、汤显祖、李先冯、丁耀亢、沈德符、丘志充、汪道昆、李渔、袁宏道兄弟等。另外还有绍兴老儒说、“金吾戚里”门客说,某孝廉说、瞽者刘九说、明季浮浪人说等,近年更是不断有新的假说提出。

  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,明代时,廿公在《金瓶梅跋》中指出作者“为世庙时一钜公”;明文学家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五中则说:“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,指斥时事,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,林灵素则指陶仲文,朱勔则指陆炳,其他各有所属云。”与王世贞同时代且与之有交往的屠本畯在《山林经济籍》卷八说:“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。”并特意指出“相传为嘉靖时,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,朝廷籍其家,其人沉冤,托之《金瓶梅》。”明文学家谢肇淛则说:“此书向无镂版,抄写流传,参差散失,唯弇州家藏者完好。”

  到了清初,“王世贞说”开始流行。此观点最早见之于宋起凤著于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的《稗说》,其卷三云:“世知《四部稿》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,而不知《金瓶梅》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。”;其后不久,《金瓶梅》的康熙乙亥谢颐序用甚为肯定的语气说:“《金瓶梅》一书信乎为凤洲作无疑。”凤洲是王世贞的号。清乾隆时的顾公燮在《消夏闲记摘抄》卷上《作金瓶梅缘起——王凤洲报父仇》一节里有较为详细的描写:“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,图报无由。一曰偶谒世蕃。世蕃问:坊间有好看小说否?答曰:有。又问:何名?仓卒之间,凤洲见金瓶中供梅,遂以《金瓶梅》答之。但字迹漫灭,容抄正送览。退而构思数日,借《水浒传》西门庆故事为蓝本。缘世蕃居西门,乳名庆,暗讥其闺门淫放。而世蕃不知,观之大悦,把玩不置。相传世蕃最喜修脚。凤洲重赂修工,乘世蕃专心阅书,故意微伤脚迹,阴搽烂药,后渐溃腐,不能入直。独其父嵩在阁,年衰迟钝,票本拟批,不称上旨。上寝厌之,宠日以衰。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,以至于败。噫怨毒之于人,甚矣哉。”清代的李慈铭、梁章钜等文人也持此观点。

  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张竹坡“苦孝说”一出,则成为当时最有市场的一种观点。张竹坡指出:“其亲为仇所算”,“痛之不已,酿成其酸”、“《金瓶梅》当名之曰:奇酸志、苦孝说。”张竹坡在《金瓶梅》第一百回夹批说:“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,上及其父母,下及其昆弟,有千秋莫解之冤,而提笔作此,以仇所仇之人也。”由于张竹坡所说的情况,惟王世贞一个符合,故得到多数人认同,像清康熙时的文学家张潮公开赞同王世贞说。佚名的《寒花庵随笔》还把此传说编成了曲折动听的故事,流传甚广,影响甚大,另有,《缺名笔记》《秋水轩笔记》《茶香室丛钞》等也都认为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作。还有后来的蒋瑞藻的《小说考证》,也是此观点。这样,基本坐实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写。由于海外译本以前均以张竹坡评本为蓝本,所以王世贞说在海外也流传甚广。

  三十年代时,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,对《金瓶梅》评价甚高,说:“作者之于世情,盖诚极洞达,凡所形容,或条畅,或曲折,或刻露而尽相,或幽伏而含讥,或一时并写两面,使之相形,变幻之情,随在显见,同时说部,无以上之,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。”但后来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文译本序中又有了新的说法:“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,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”。郑振铎在《谈<金瓶梅词话>》里也持相似观点。但他们都忽略了王世贞原本乃山东籍,乃“山东琅玡人”,并且他当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,他会山东话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笔者在江苏与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畔煤矿工作过,有评论家就指出我的小说语言是南北方语言的混合,这是免不了的,更何况王世贞是个文坛大家,会老家语言情理之中的事嘛。1934年1月,吴晗在《文学季刊》创刊号上发文章反驳王世贞说,由于鲁迅、吴晗两人的身份、地位关系,王世贞说受到了重大冲击。但天津的朱星教授则力主王世贞说,1979年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发表《<金瓶梅>的作者究竟是谁》的论文,1980年朱星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金瓶梅考证》一书,从多方面论证除了王世贞,不可能有其他人写出如此巨著。他理由十条。1、王世贞是嘉靖年大名士;2、他不只是大名士,且能作小说;3、他有这样的大魄力独立完成这样一部为个人创作之首的大创作;4、他从严世蕃伏诛(明嘉靖四十五年,1566年),到他去世前(明万历十八年,1590年),有24年的时间可以从事这项创作;5、他不只是大名人,还是大官僚,所以他能写出许多官场大场面;6、他到过山东、浙江等不少地方做官,更熟悉北京;7、他最崇信佛道,故书中多有这方面的内容的描写;8、他是苏州府太仓人,但其祖籍在山东,又在山东做过官,不仅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客观条件,也具有怀念山东乡土的主观感情;9、他生活放浪形骸,好色醉酒;10、他知识面广,所以才能写出这煌煌一百回的巨著。根据朱星教授考证研究,《金瓶梅》的手抄本,追来追去,追到王世贞处都断线了,王世贞家成了《金瓶梅》手抄本的最初出处,这确实是极重要的线索。朱星教授之后,又有学者周钧韬提出“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”。

  解放以后,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,关于《金瓶梅》的研究日趋活跃、深入,真正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,但各种观点虽多而杂,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王世贞说。不少研究者根据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和《万历野获编》,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、生平、籍贯、爱好、文学修养、社会经历、思想风貌、创作时间、生活习惯等等,与《金瓶梅》全书对勘,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“很对口径”,“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《金瓶梅》中”,所以,“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。”

  在《金瓶梅》卷六十五回《愿同穴一时丧礼盛,守孤灵半夜口脂香》中,写到了迎候钦差的欢迎队伍中有“兖州府凌云翼”。凌云翼为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(1547年)进士,他曾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乃太仓直塘乡人,与王世贞是同乡,他卒于王世贞前。有学者认为作为同乡,同朝为官的不大可能把其写入《金瓶梅》这样的书中。我看也不尽然,据我所知有不少作家有把熟人姓名写入书中的习惯。王世贞与凌云翼是熟识的,在凌云翼出任工部尚书时,王世贞还专门写过诗送他。王世贞之胞弟王世懋侧室魏氏所生之女是嫁给凌云翼之子玄泰的。王世贞把凌云翼的名字写入书中也没什么不可。凌云翼名汝成,号洋山,字延年,云翼是他的另一个字。王世贞以他的字作人名,把此写入书中,不管有意无意,都属正常,且书中的凌云翼也非反面人物,从另一角度讲,也是须注意的,四十年代时,太仓印过一本《太仓乡先贤画像》的小册子,目录一页注明“邑后学凌祖诒燕谋编次”,凌姓是太仓的大姓望族,但奇怪的是作为凌氏后人编的这本小册子里,列有凌云翼父亲凌昆,凌云翼胞兄凌汝志,偏偏没有凌云翼的画像,这确乎是奇怪的。据我了解,凌云翼居家骄纵,其子元超仗势欺人,凌云翼不管不禁,在当地影响不佳。作为同乡,王世贞肯定有所耳闻,甚至有所不满。故王世贞敢于无甚顾忌地把他以真姓名写入了《金瓶梅》中,这也可作为另一说。

  另,有学者因《金瓶梅》中多次出现“金华酒”,认为作者对此酒太熟悉,推论出《金瓶梅》作者应该是浙江人。其实认真读过王世贞著作或《王世贞年谱》的可知道,王世贞曾任浙江右参政,故他对浙江的物产自然有所了解,在其《弇州山人稿·酒品前后二十绝》中提到过金华酒,并指出此酒为浙江货,可见作为江苏太仓人的王世贞对此酒也非常熟悉,乃至喜欢。不知这算不算一个小小的旁证。

  写到这儿,我想起在《金瓶梅》第七十六回里写到了在西门庆家的一次便宴上,有一菜肴为爊鸡(非影印版则把爊鸡这道菜删掉了)。这以前一直未引起笔者重视,最近笔者撰写《太仓旅游》一书时,因涉及到太仓的土特产,突然想起双凤爊鸡是太仓著名的传统特产,相传明代弘治年间,唐伯虎与祝枝山来太仓拜访双凤名士周榆庵就品尝过。据我所知,在明代时,爊鸡还只是太仓双凤周家以祖传秘方烧制的一道特色菜,并未作为商品上市,应该传播的范围有限,外地人不一定会知道爊鸡这个菜,而王世贞因为是太仓人,又与双凤的关系非比寻常,他多次去过双凤,留下过咏双凤的诗词,他肯定品尝过这个菜,所以他会随手写进书里,这是否可作为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的又一个旁证呢。因为爊鸡在明代时除了太仓都称油煎鸡,明初重要的官府食书宋诩著的《宋氏养生部》中有记载,此菜被认为是明代江南地区的名菜,《中国食经》也有专门的条目。

  关于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,在太仓历来是有此说法的。民间的传说就不去说了。九十年代初,太仓原博物馆馆长、研究员吴聿明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,细读了《金瓶梅》一书,写成了长达两万字的《<金瓶梅>方言新证》的论文,发表在《东南文化》1992年第三、四期合刊上,吴聿明试图从《金瓶梅》中的吴方言现象,来解开《金瓶梅》作者之谜。经吴聿明研究,在《金瓶梅》书中发现了吴方言语词88回目,计258词,有些吴方言词语在全书中竟出现十多次呢。其中还有些极为冷僻,外地很少使用的太仓方言。如“落作”,在第65回、第66回、第89回出现过三次。例第65回中“西门庆次日,家中厨役落作治办酒席,务要齐整。”在这儿,“落作”意指在办酒席的隔天。笔者查了《苏州方言词典》也不见收有“落作”词条。1995年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的《吴方言词典》虽收有“落作”条目,其出处却是《金瓶梅》第89回,并把“落作”当下厨解。据方言调查,关于“落作”俗词除了《金瓶梅》外,无文献例证,即便是太仓人,也仅在乡下的老年人中才使用。除了太仓作者,应该很少有人会知道,并书面运用。像第58回、第59回中出现的“贼作死”一词,意为“找死”,属骂人语,此骂人语在《苏州方言词典》与《吴方言词典》中均无记载收录,是一种地方性极强,使用范围较窄的太仓方言。“掇”字作双手端物解,书中共有五例,这是太仓一带的方言,太仓《璜泾志稿》云“执物两手曰掇”。此字读duo。书中的这种孤僻方言,还有像“阴山背后”“头面”等词汇《吴方言词典》中查不到,只在《苏州方言词典》中有,而像“心心念念”只在《吴方言词典》中有,而《苏州方言词典》中无,还有“四海”、“日逐”、“没脚蟹”、“先不先”等方言虽在以上两本方言辞典中能查到,但其出处都没有早过《金瓶梅》的,都属典型的吴方言。吴方言,北方人是比较难学的,不像南方人学北方语言比较容易。因为篇幅关系,不准备举更多的例证了,但从吴聿明的研究成果看,确乎是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的又一例证。

  太仓另一位地方史研究者张庆先生也写过一篇《〈金瓶梅〉里的太仓方言》。他所举的例除了吴聿明论文中已提到过的,还有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,那就是“(火川)”字,此字极为冷僻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未见收录,连《吴方言词典》《苏州方言词典》都不见收录,甚至像《说文》《康熙字典》里都查不到这个字。何故?因为此词汇乃太仓特有的一种方言,使用、流传的范围极窄。此词出自《金瓶梅》第42回:“西门庆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饭来,与你谢爹吃。”不一时,就是春盘小菜,两碗稀烂下饭,一碗(火川)肉粉汤,两碗白米饭。”除此外,在其他回里还有“黄芽菜并(火川)馄饨鸡蛋汤”、“黄芽韭(火川)驴肉”等。有些注家因无法弄懂这(火川)字什么意思,颇是为难,像影松轩本、本衙本、崇经堂本等便自作主张改为了“烂肉粉汤”,实在是曲解原意的典型一例。太仓至今有一道地方名菜叫“(火川)鲊鱼”,用的佐料是太仓特产佐料糟油,老太仓几乎没有不知道此菜肴的,也几乎家家烧过、吃过,但若问此字如何写,恐怕就没几个人写得出了。如此冷僻的一个太仓方言词汇在《金瓶梅》里出现了三次,这说明《金瓶梅》至少与太仓有着割不断的关系。

  顺便还要提一下,在第七十六回里西门庆家便宴上出现爊鸡时,同时又出现了一道炊鮓汤,我以为此炊鲊汤与太仓的地方名菜炊鲊鱼应该是有渊源的,虽然此处未用(火川)字,但意思是一样的,都属太仓地方特有的菜肴,至今仍是太仓人喜欢吃的家常菜。

  总而言之,关于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,尽管说法种种,但说来说去,最有可能的仍是王世贞。其他说法,比起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说,证据要少得多,说服力要弱得多。


  《金瓶梅》的研究还要深入,在没有找到最有力的史料证明《金瓶梅》是哪位作者前,王世贞说仍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一种假说。

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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